我们从叛逆的一小撮，变成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所谓的叛逆也从时代的进步里获得解救。80后处在时代变革的尴尬里，是他们所谓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的一代，也是他们在努力探索中各种改革的实验品。我们吃着蜜糖长大，我们吃着化肥长大，我们坐上早班车，我们坐上末班车，我们敢于对抗变态的父母，我们可以容忍非主流共存，我们是骄傲自我的花骨朵，我们是甘于奉献的烂泥巴。
幸与不幸，或喜或悲，是社会给予每个时代的压力，所以我们要理解并宽容。80后绝不是对一个年代的分割，它是一个时代现象。我们从孩子变成父母，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也理解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负时代，我们敢于也必须承担时代留下的烂摊子，我们期望对过去有更多责任，对未来有更多宽容。
写给80后的100封信：http://news.qq.com/zt/2010/80s/100letter01.htm
80后爱问80后：http://news.qq.com/zt/2010/80s/index.html
《沙漠之花》（Desert Flower）
The Extraordinary Journey of a Desert Nomad.
Waris Dirie / Cathleen Miller
同名电影《沙漠之花》是根据超级名模华莉丝·迪里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非凡人生中的痛苦历程，老天是公平的，因为磨难之外，她如此漂亮，而且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她不幸而又幸运，而这幸运恰恰是通过不断的努力获得。文明首先是有掌握身体的自由，但是全世界有一亿三千万女孩和妇女被割礼，每年至少二百万每天六千个女孩可能成为下一批受害者。然而，体制的改变或许容易，思想的改变何其艰难。
“我学会了简单、明智地生活……”
——阿赫玛托娃
我学会了简单、明智地生活，
望着天空，祈祷上帝，
学会在夜幕降临前久久徘徊，
以使多余的不安感到疲惫。
当牛蒡在峡谷中沙沙作响，
红黄相间的花揪果垂下头来，
我写下欢乐的诗章，
关于易朽的生活，它易朽而美好。
我回来了，猫儿轻舔我的手掌，
令人爱怜地打着呼噜，
在湖畔锯木厂的塔楼上，
闪烁着明亮的灯光。
只有飞上屋顶的鹳鸣，
偶尔打断宁静，
如果你来敲响我的房门，
我觉得，我甚至都不会听清。
村上春树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巴西对朝鲜，他选择的是朝鲜，有冲突、有情绪、有转折、有遗憾，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也是作品得以流传的根本。但是记者呢，更多的是要尽可能提供真相，他不能截取一个边角，认定某个情节，记者不可以创作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把下面的片段重播7次，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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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一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二
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
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
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三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四
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 “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她跟老范什么都成，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音乐和男朋友”。
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直接进入了情绪。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我觉得说的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理想的下午》，舒国治。信步由之，放眼而望，清风明月时时得于道途，却无须拥有也。副标题很有意思，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浮云之下，可曾有片刻，与江山对饮的乐趣？
“只有极度的空清，极度的散闲，才能获得自由。且是安静的自由。像远足（hiking）便不行，它像是仍有进度、仍有抵达点。必须是信步而行，走到哪里不知道，走到何时不知道，那种信步而行方能获得高品质的自由、心灵安静下深度满足的自由。寻常人一辈子很有效率、很努力、很有成就地过日子者，不可能了解前述的“自由”。
《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时间流逝，人世沧桑，人生这一部无字天书，无非就是光阴流转的故事。人生是减法，留下的都是已然老去的声音。
“我们家住的山像一只青蛙，老宿舍区，夏天不下雨水压常常不够，我跟我妹就到舅舅家洗澡吃饭。对面的国中，扩音机什么时候会放什么歌，从我念小学到现在都没变好奇怪。那个人瑞校长的升旗典礼训话，我们这全山坡住的人都会背了。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对体内挑起的一串凄丽的颤音这样说。但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像十七年前剥夺了他的贞洁的眼睛，浸着醚味，强烈拨动他。断弦裂帛，他跟他相偕而去，就如花跟蜜蜂遇见，一样的自然注定。
“他们到十楼的高空中裸裎相向，高架桥自窗边飞越而过，桥灯照射一片橘色，南北车辆轰轰橙橙在他们头上奔驰。他伸出双手去拥抱他，他也是。他们都去拥抱对方，同时都要给。这是一场错乱潦草的缠绵，不知什么时候就停止了。
“不轻易动情，像是一种冷血动物，养一只猫，解放彼此的孤独，一张床，半个情人，几棵植物。中午他醒来，乍放光明，没有影子的太阳充塞宇宙，他平卧仰望自己宽松纯棉的日本制四角裤给高高绷起像一座金字塔。无量光无色世界，唯一的色彩是太阳经过桌上一杯水折射到墙顶，忽灭忽现，红橙黄绿蓝靛紫变幻起舞。他就要去会见他的情人。
“他眼见身体那座亘古耸立的金字塔霎时已溃塌在前。他沃沃心田顷刻间荒芜了下来，完全荒芜。情欲用百千种变化的脸一再挑起他，到最高最高处，突然揭开脸皮，美人成白骨，将他千万丈打落尘土，重复复重复。但他这时候才有一点点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似的，直直目视着它。在那个挂着象鼻财神的位置，铜锡面具上镶满土耳其蓝小石的象鼻财神，现在是一片曝白光线。
《影子写手》，罗伯特·哈里斯。真是刀锋一转，世间的阴谋读起来还是娱人的。走下政治舞台的前首相，受雇写回忆录的影子写手，秘密一旦揭开，就像唤醒了沉在湖底的水鬼，在惊恐中到处可见谎言与背叛。阴谋是电影的最爱，期待波兰斯基的好戏吧。
从吉尔吉斯斯坦到泰国，大规模的骚乱带来很多流血牺牲，在泰国，有人把嗷嗷待哺的孩子置于黑洞洞的枪口面前，弱者的哭泣唤醒了谁的道德？在一场各为其主的战争里，暴力似乎是保护自我的唯一途径，鲜血激发的斗志和无限仇恨让生命变得如此轻贱。
佛语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圣经里对恶人则毫不客气，“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佛法讲的是修心，不管好人、坏人，只要有向善之心，都可以得到魂灵的永生，有时候坏人觉悟了比好人还容易成佛，所以佛有很多，而耶稣只有一个，基督教讲的更多的是正身，指出恶的恶果，规范个人的行为，更像是切切实实的功课。
说到这些，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的与我无关，有的就在身边，暴力总是存在于一个愤怒的社会里，但是我觉得暴力似乎与信仰无关，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是有一段革命的路程，而历史上惨烈的宗教战争也不鲜见。改变什么，就是一个暴力的过程，改变的越迅速，就越暴力，信仰是压制愤怒还是转移愤怒？这个恐怕和信什么没有关系。
艾小柯《非暴力的两难抉择》
印度圣雄甘地24岁时在南非就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民权斗争理念。比起历史上血溅疆场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抗争，他的方法消极得近乎天方夜谭；但就是这样一个貌似不合理的斗争方法，却在印度独立运动中取得空前成功，震动整个西方世界。
甘地的“非暴力”斗争主要用来对抗不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他在南非带头烧毁良民证，拒绝打指纹，在印度公然对抗英政府的食盐公卖私自制私盐。在三八朗地区被捕后，被法庭喝令离开三八朗，甘地不自辩，不服从，直言自己是知法犯法，甘愿坐牢。后来在冲击达拉撒纳食盐厂行动中，他的追随者们一排一排走上前直面守卫警察的大棒，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滚下田埂。一排倒下了，妇女接应包扎，下一排再义无反顾的冲上去，毫不反抗，悲壮的迎接血的洗礼。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中心是用自我牺牲的行动反衬统治者压迫者的残暴丑陋，用高尚对比卑贱，让对方自行醒悟从而幡然悔改。这与基督教的“打完左脸打右脸”和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做法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后者是比喻，甘地则是血的实践。从电影的短暂描述中分析，这种与人的本能反应完全逆向而为的民权斗争方法之所以能起作用，主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媒体的自由报道；二是英国政府的面子。
不管是南非还是印度，英国政府都自诩其殖民为对方带来了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文明的生活方式，“文明”（civilization）是日不落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打出的王牌，不管背地里怎么偷鸡摸狗烧杀抢掠，表面上总得正襟危坐仪容严谨各处小节一丝不苟，才能代表皇室之尊文明之邦。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里刻画了一个在“老英国府”谋差事的假洋鬼子丁约翰，他并不了解英国，但英国人的做派可学得兢兢业业，就是送个信也右手背后，左手高举托盘搞得极有风采，翩然来去形同舞蹈。
面对这样一个崇尚“文明”讲道理的政府，你若比他还文明，还人道，且被宣扬得全世界皆知，搞得他下不了台，那斗争的目的便达到了。但美国摄影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曾问过甘地，面对纳粹政府之流的集权专政，“非暴力不合作”也是最好的斗争方法吗？
甘地的回答是贯穿全片的名言：“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他们终究总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
甘地的回答是超越生死的高度。在他看来，犹太人面对纳粹的屠杀，甘心赴死更能让敌人们最终明白什么叫做人性与尊严；逃离巴勒斯坦的难民也该面对阿拉伯人的枪口自觉挺起胸膛接受子弹，哪怕在黑海中被淹死也好过竖起中指暴力反抗。
我觉得甘地自我牺牲的人性尊严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很有道理，或者说，是一种信仰。甘地终生食素禁欲，奉行非物质主义的极简生活，自己纺线织布，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早已超越了物质的温饱。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躯体只是一个暂时借住的皮囊，精神上的完满才是最终衡量人生意义的标尺。对于这种信仰来说，生并没有那么重要，死也没有无比可怕，多活一天与少活一天区别并不显著。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甘地曾四次绝食。电影中强调的两次，一次是1922年为了平息印度平民针对英国执法人员的暴力事件，一次是独立临近后，印度国内穆斯林与印度教人民之间的宗教矛盾日益突出，甘地为了平息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执意绝食直至所有暴力武斗全部停息。可以说，在推行“非暴力”理念的过程中，甘地绝对身体力行，走在前列。也正是他甘愿自我牺牲的行动，印证了他的信仰，将原本最为孱弱的精神力量推至无穷，竟能影响印度全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堪称“圣雄”。
但这种超越生死的信仰，在实践上却困难重重。先不说面对危险镇定自若大义赴死有多么不符合生物本能，就是自由媒体+面子政府两条就能把一大批地区拉下马了。北朝鲜在单方面撕毁核不扩散条约的时候考虑过面子吗？苏丹总统巴希尔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十项种族灭绝罪后一怒之下把十三个外国援助组织踢出国境，并关闭三个国内援助机构，最后遭殃的还是达富尔难民。
那么“非暴力”的反面是否一定就是暴力？
我觉得也不尽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尽管太纯粹极端缺乏广泛实践意义，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疑：以暴制暴会使反抗者们降格到与损害者同样的洼地，而通过暴力反抗终于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因为亲自领教过暴力手段的便捷直观，今后会很难自我制约——由上自下的暴力统治比起以下犯上的暴力反抗可要容易得多。正所谓冤冤相报，无止无休。
如果把甘地式自我牺牲的“非暴力”与暴力这两种极端都排除的话，民权运动似乎只剩下了法律维权这一条路。但这又回到了甘地民权运动的初始问题：如果在位的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要反对的正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准则，该怎么办？
也许美国的同性恋民权运动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1971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明尼苏达州的Michael Wetherbee在州最高法院法庭上争辩州宪法应给予同性配偶以婚姻权利的时候，一位法官干脆转过身去不看Michael Wetherbee以示鄙夷；三十七年后，康涅狄格州，爱荷华州，佛蒙特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都宣布同性婚姻合法或拒绝同性婚姻权违宪，新泽西州与纽约州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前进。David Cole在2009年七月的《纽约书评》“同性未来”一文中分析，造成这种转变的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同性恋民权组织策略的正确：在法律上避免相对保守的联邦法院，采取从州到州的斗争路线；避免激进的一步登天式斗争方法，采取策略性的小规模蚕食，从人权基点出发，先取消同性恋行为的非法性，再为同性恋人士争取相同的公民权益，随后建立“民事结合”的概念，并赋予同性夫妻除“婚姻”名号之外的所有相关权益，直到最后，州最高法院会发现“婚姻”与“民事结合”除了名号的区别外再无任何实质区别，在法律上维护一个反对另一个，只能是歧视的体现。
这个策略在美国能够成功，有赖于美国宪法的实效性。美国最高法院1996年曾陈述过宪法的历史“就是向一度被忽视被排除的人群提供宪法权益与保护的历史”。但若一个国家没有宪法或架空宪法，政府不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那么分步骤蚕食的策略性民权斗争恐怕依然行不通。
难道“非暴力”的反面依然只能是暴力吗？在一个缺乏宪法保护的国家，面对暴政独裁及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是否还存在另一条非暴力的文明抗争途径？我不知道。深思下去只觉得人类文明进程举步维艰，处处皆苦难。
万幸的是，苦难中也总有甘地，有十二月革命党人，有马丁·路德金的点点星光照耀，并非彻骨黑暗；而他们似乎一直都在说别灰心，继续摸索。这路的尽头，终将展露曙光。
周六还跟沫沫说起老年痴呆的问题，他说有时间多给家里老人打打电话，哪怕小心的气气他们，让他们有点事情做，能够喜怒哀乐，感觉到人群的关心，心情能得到释放，身体能得到运动，尤其是住在城市里的老人。也许你觉得老年痴呆这个病离你和你的家人很远，可是它的病症就是失忆，征兆就是健忘，而最致病的就是孤独。
“与父亲相伴的日子”（Days with My Father）是Phillip Toledano拍摄的一套写真散文集，记录了母亲去世之后，与父亲相处的点滴生活。
母亲在2006年9月4日突然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我才意识到为了不让我父亲的精神状况影响到我，她曾给予了我多少的保护。他不是精神错乱，只是失去了短期记忆。我带他去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可是回到家后，他每隔15到20分钟就会问我母亲去哪儿了。
我尽量小心地跟他解释她已经去世了，我们也参加了她的葬礼。但是这对他来说是极为震撼的消息：为什么没人告诉他？为什么我没有带他去参加葬礼？为什么他没有去医院探望过她？他对这些事情都失去了记忆。
过了一阵子后，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说了他也不会记得，重复她的离世简直就是对我俩的折磨。我决定告诉他她到巴黎照顾他生病的弟弟去了。那就是她在的地方。这篇日记，记录了我和父亲的关系。为了我们在一起不知还剩下多久的日子。
几个月前我试图带他去看医生，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忘朝大堂的镜子里瞥一眼。他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坏了，在我找到一只“黑色铅笔”把他的白发涂黑前，他拒绝出门。
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卡尔拉手拉手。真是不可思议，他竟然注意到那些微小的细节。——比如卡尔拉描眼眉了，或者她穿了一条新连衣裙，父亲都会评论一番。他会对她绝佳的外表大加赞美，他特别愿意看到她穿短裙。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
我父亲常告诉我，他想死。他说是该他走的时候了。他这样混日子太久了，很麻烦，因为我也有点想着让他走。生活在只有一半记忆的暮年，对父亲来说，没什么生活可言。但是他是我唯一余下的亲人。你看，我是个独苗。他之后，就只有我。
有一天，他又告诉我，他想死。我告诉他——问题是他已经锻炼一辈子了，身段很好。他看看我，竖起拇指，说：下回，我就待床上！他可能记不了那么多，但是，依然很敏锐。
父亲会在厕所里花掉不计其数的时间。因为他没有短期记忆，他每次可以在里面待上2到3个小时。这既让我痛心又让我恼火。他会刚坐下又站起来，在提裤子的时候说：“等一下，我要上厕所。”如果你要跟他讲理，跟他解释他已经上过了的话，他就会看着你，像看一个傻子。
我很喜欢这一瞬间。有那么一阵子，一切东西好像都恢复正常了：母亲没有死去。我们也不用假装她去巴黎了。她到商场买东西去了，很快就要回来了。这是多么的美好啊。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母亲直到她去世都总是反复地做同样的饭菜。这是父亲唯一愿意吃的东西。鸡蛋是他唯一会有规律吃的东西，炒蛋、鸡蛋沙拉、中餐馆的鸡蛋汤，他吃的鸡蛋不计其数。但是，我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他的胆固醇却无比正常。
这样显得更老了。很奇怪，母亲去世已经掩盖得很好了。当父亲问她在哪儿，我仍然说她在巴黎。但是当他问我她在那里做什么，我会说她在竞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戏团。然后我开始表演：把我的头放在狮子口，走铁丝，跳火圈。我们都笑了。
有时候，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叹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我知道，他也知道。关于一切。关于我妈妈。
父亲昨天走了。我整晚都和他在一起。牵着他的手听着他的呼吸。他死的时候我和卡拉在旁边陪着。我不想让他自己去，被陌生人包围，或插入器械，我知道这听起来奇怪。但我真的很感激。在过去的三年里，这些已荡然无存地埋在心底。我们都爱着对方。
我们都赤裸裸的爱着对方。现在他去了巴黎，跟母亲在一起了。我想感谢大家深爱着这一切。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任何人会关心，除了我。我深感荣幸能感动这么多人的心。我知道，如果父亲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将非常高兴。他也将有希望人们记住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选自：http://www.dayswithmyfather.com/）
转：译言版《地震搜救手册》和《地震安全手册》，是汶川地震期间，译言网无数译者的心血。汶川地震后，译言网呼吁大量译者共同翻译来自美国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地震安全和搜救手册。翻译完成后即大量印刷并由志愿者送往汶川灾区。
无数志愿者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只希望能够为地震搜救尽微薄之力。现在，青海玉树再次发生地震，无数灾民正等待我们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