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求真相,真的!

  新闻很热,让真相飞。
  一网友在看到新闻后表示鸭梨很大,因为他妈妈旋即打来了电话:“我看电视说北京房租怎么才77,你跟我说每月房租1100,你钱都哪去了?!”
  我们不要求真相,连真话都不要求,只要不给我们捉襟见肘的年关添麻烦就行。

转载柴静《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村上春树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巴西对朝鲜,他选择的是朝鲜,有冲突、有情绪、有转折、有遗憾,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也是作品得以流传的根本。但是记者呢,更多的是要尽可能提供真相,他不能截取一个边角,认定某个情节,记者不可以创作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把下面的片段重播7次,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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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白宫记者,叫海伦托马斯,逼问过9任总统,进攻性极强,后来白宫特别在新闻厅给她专门设了把椅子,上面用小铜牌刻着她名字,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盛誉极隆。
  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书里回忆自己职业生涯,曾经感叹美国新闻业的萧条,说“不知畏惧,不带好恶地去报道,美国的新闻人忘了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不知畏惧并不算难,不带好恶不容易。
  好恶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避免,
  只不过,有记者这个身份,会约束人们表达自己好恶的本能,它要求你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而不是看法。
  八十岁的时候,海伦离开供职五十七年的美联社,开始成为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与记者的区别是,她从此提供看法。
  在接受这个邀请的时候她说“我挺高兴的,为什么不呢?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描述它,现在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样子来说呢?我每天早上醒来就可以说,今天我恨谁?”
  也许她带点玩笑,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约束,就会射出。
  一个月前,她迫于舆论压力辞职了,在将近90岁的时候。
  原因是她在某一个集会上,对着一个镜头说:“告诉以色列人,滚出巴勒斯坦……他们(以色列人)可以回家,去波兰、德国,去其他任何地方。”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她说这话的原因就是她恨。


  我曾经遇到过CBS的一位记者,我们谈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我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
  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
  “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
  “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
  这种对话很难谈下去。
  不信任是媒体从业者的一部分天性,这不稀奇,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敌意是另一回事。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问和观察,可以讨论与争辩,但敌意是一种预设,一种观点,寻求能支持自己情绪的证据,刻意忽略对对方有利的事实,站在一个善恶二元,黑白分明的世界上。
  我自己有过这种经验,知道英雄与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一个“反对……!”的立脚点很容易变成一个集体的代言人,使人热血激沸泪水涟涟。
  法拉奇在911之后写《愤怒与自豪》,她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词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曾经写文章悼念过一位俄罗斯的被暗杀的记者安娜,叫《思考比恐惧更强大》,看到老妇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我写的时候心酸眼热。
  后来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记者ANN,她在莫斯科驻站十六年,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们都痛恨暴力和对记者的虐杀,但是,ANN的话让我不能不去想——我之前对安娜的评价是否太没有保留?抒情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事实?单纯的强弱黑白的报道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
  我说:“也许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那么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她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准确。”


  今晚看老郝的新闻调查,一期职业病鉴定的节目,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鉴定机会的工人们,看这节目时我为她骄傲,多年来她一直在做最艰苦的题,因为她心里有对人的关怀。
  她的片子中,有几次以音乐致以同情,领导审片的时候,说 “把音乐拿掉”。
  她有点不服,偷偷留了两段-----她跟老范什么都成,但就两样东西不能碰“音乐和男朋友”。
  后来看完老郝这个片子,我觉得领导的决定是对的,音乐是一种倾向,抒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看法,音乐一起,观众就跟着一哽,一软,被影响了,但是如果出发点就是为弱者张目,事件的因果和逻辑就可能来不及宕实,直接进入了情绪。
  同情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先入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们共同警惕的。
  有个朋友把一篇批评我的文字发给我过,我觉得说的真好,引在这儿跟老郝老范分享。
  “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真相的歧途

  能拥抱清晨湿润的空气,阳光正不慌不忙的游走西墙,外面还有小鸟叽叽的叫声,这是让人心旷神怡的时刻,就算你的窗外没有大片大片的阔叶林,也没有小鱼浮出水面吞吐泛起的阵阵涟漪,而是林林立立涂染城市的有形固体,只要梦想的余温还在,挤在人挨人的车厢里,看着周遭的人们心里暗自给劲,你会庆幸活的真实自如,觉得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当生活造成的负担大于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大可能去探究所谓的真相,这时真相和假象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情绪煽动的需要。谈论的声音多了,便觉得云里雾里,黑幕重重。我们谈论一个情节,警察从大楼里逮捕了一个男人,原来他是几年前的一个通缉犯,后来逃到他乡,隐姓埋名并娶妻生子,一面是拍手称快的群众,一面是情绪失控的亲属,一方面会觉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另一方面会觉得揭开真相也是个悲剧。
  我们是否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为了得到真相而去寻找事件的合理性,我们是否自认是福尔摩斯,在自己的左右半球之间自导自演,急不可耐的还原现场推己及人得出结论。《南京!南京!》揭开的是不是都是历史的真相?为什么它带来和上一辈不论是记载还是口口相传不一样的解读,但是至少《南京!南京!》通过电影传播了史实,提醒人们那块暗沉的皮肤以前是血肉模糊的伤疤。《窃听风云》也不能解开警察和股市的黑幕,但也至少宣扬了正义和确证了这种猫腻的存在。还有最近发生的很多真实事件,很多声音,发出来的和发不出的,谣传的产生和真相的呼唤往往是因为不够透明。无论是不是真相,都让人不能怀疑这就是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