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春有关的故事 一
很长时间我丧失了长篇叙说的勇气，关于那些经历在平淡的生活里渐渐习以为然。开始认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开始抵触自己的冲动和尖刻，开始学会控制压抑和释放，最后，我渐渐地开始看不起自己。
在孤独的世界里，我们缺少彼此的安慰。我们不善良。我们都不好。
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相依为命。
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继续遗传着上天赋予他们的战斗力，吃苦耐劳，享受集体的力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那时我领导着生产队的放牛小分队活动在新塘湾一带，指挥着钓鱼摸虾和偷红薯的革命斗争，还把当时生产队的女孩以自愿结合外加强制执行的方式分配给若干弟兄们。
我那时和小燕好了。我和她家在一个山脚下，两家的自留地挨着，经常要为我家的狗咬了你家的鸡、你家的鸡啄了我家的菜开骂。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革命友情，我们宣称要学习思想品德上面光荣榜样，指引大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革命友情在我们家竹林里日益坚固，我拾柴她做饭，我们手挽手的躺在一起，从竹林密密麻麻的叶子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打在我们的脸上。
孩子们在一起，打架骂人什么的拉出来比试的都是大人，在大人虚伪的世界里，最后我们比的是想象力。当我们坐在小河边，我们天马行空的造句，压倒性的吹嘘会最终胜利。在我们那帮小屁孩眼里，胜利意味着领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获得领导地位的往往不是强壮的孩子，他们的笨拙粗鲁和看起来比别的小孩大成为我们的取笑对象，能领导众人群魔乱舞的都是猴精猴精的。
“我妈妈在县城当老师，我长大了会去县城上学。”
“我爸爸也在街上做生意呢。”
“我叔叔在上海做博士（木工），他有很多钱，他说将来带我去上海。”
……
“我舅舅在北京开飞机的，他还有降落伞，敢从天上往下跳。”
最后一句总是我说的，我的幽默的想象力在我们村那堆孩子里面遥遥领先，神乎其技。我没有在北京开飞机的舅舅，我的舅舅只是一个庄稼汉，瘦瘦的甚至没有一脸横肉，我甚至那时候都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只是经常有人说要好好用功读书考大学上北大去北京之类的话就觉得北京一定是个牛逼的地方。也许就是那时候种下了崇拜的根源，我们从小就在寻找高高在上的安全感。我从书上见过飞机，在别人家的电视上看过舒克和贝塔，于是觉得开飞机是个相当牛逼的事情了，就像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一样，抽到了警察是多么的欢呼雀跃啊。
后来我见到了我的舅舅，我很失望。我问我妈，我还有别的舅舅吗？我妈说，有啊，你有两个舅舅。我又燃起了希望。我希望我另外一个舅舅和这个舅舅不一样，我希望他，至少是个城里人，这样在小伙伴面前不至受辱。一想到被小伙伴嘲笑我就茶饭不思，我多么盼望我有那么一个光彩照人的舅舅啊！
我另外一个舅舅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城里。于是我落下了“牛逼大王”的绰号。后来又有了很多绰号，比如“电视队长”。
自我家买了黑白电视机，14寸，虹美牌的，我下了学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什么都看，直到看到花花的一片，没台了。那时候电视没有广告，还记得那个录音机的广告吗？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只要电视有信号，都看。
八十年代开始那几年，电视机很少见，一个生产队有一台就不错了，而且电是限量供应的，我们那经常拉闸限电，一停电就是个把月。在那个年代，晚上熄了煤油灯，大人们除了创造人类什么也不干，所以我们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后来没几年国家搞计划生育，不让生了，于是大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精神介质，于是有人开始倒腾电视机、三洋（录音机）了。我们八十年代初的孩子比七十年代的孩子幸福，比九十年代的孩子懂事，因为我们有兄弟姐妹，也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
刚开始是《忍者神龟》、《变行金刚》，后来是《小飞侠》、《铁臂阿童木》，那时候每晚呆在同学家不愿回来，天黑了，就会有一群妈妈来领他们的孩子。等看到《机器猫》、《圣斗士星矢》时，我家终于有电视了，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了。
我7、8岁的时候，正是一个孩子长知识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在生产队一片脑袋比土地还荒芜的地方，在改革开放注定人类智商高度跳跃发展的年代，我们家的存货有限的电视机把我从贫瘠的思想里解放了出来，让我看到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让我下定决心抱着革命到底的意志投身到广阔的天地中，义无返顾。
在孤独的世界里，我们缺少彼此的安慰。我们不善良。我们都不好。
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我们相依为命。
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继续遗传着上天赋予他们的战斗力，吃苦耐劳，享受集体的力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那时我领导着生产队的放牛小分队活动在新塘湾一带，指挥着钓鱼摸虾和偷红薯的革命斗争，还把当时生产队的女孩以自愿结合外加强制执行的方式分配给若干弟兄们。
我那时和小燕好了。我和她家在一个山脚下，两家的自留地挨着，经常要为我家的狗咬了你家的鸡、你家的鸡啄了我家的菜开骂。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革命友情，我们宣称要学习思想品德上面光荣榜样，指引大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革命友情在我们家竹林里日益坚固，我拾柴她做饭，我们手挽手的躺在一起，从竹林密密麻麻的叶子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打在我们的脸上。
孩子们在一起，打架骂人什么的拉出来比试的都是大人，在大人虚伪的世界里，最后我们比的是想象力。当我们坐在小河边，我们天马行空的造句，压倒性的吹嘘会最终胜利。在我们那帮小屁孩眼里，胜利意味着领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获得领导地位的往往不是强壮的孩子，他们的笨拙粗鲁和看起来比别的小孩大成为我们的取笑对象，能领导众人群魔乱舞的都是猴精猴精的。
“我妈妈在县城当老师，我长大了会去县城上学。”
“我爸爸也在街上做生意呢。”
“我叔叔在上海做博士（木工），他有很多钱，他说将来带我去上海。”
……
“我舅舅在北京开飞机的，他还有降落伞，敢从天上往下跳。”
最后一句总是我说的，我的幽默的想象力在我们村那堆孩子里面遥遥领先，神乎其技。我没有在北京开飞机的舅舅，我的舅舅只是一个庄稼汉，瘦瘦的甚至没有一脸横肉，我甚至那时候都不知道北京在哪儿，只是经常有人说要好好用功读书考大学上北大去北京之类的话就觉得北京一定是个牛逼的地方。也许就是那时候种下了崇拜的根源，我们从小就在寻找高高在上的安全感。我从书上见过飞机，在别人家的电视上看过舒克和贝塔，于是觉得开飞机是个相当牛逼的事情了，就像玩警察捉小偷的游戏一样，抽到了警察是多么的欢呼雀跃啊。
后来我见到了我的舅舅，我很失望。我问我妈，我还有别的舅舅吗？我妈说，有啊，你有两个舅舅。我又燃起了希望。我希望我另外一个舅舅和这个舅舅不一样，我希望他，至少是个城里人，这样在小伙伴面前不至受辱。一想到被小伙伴嘲笑我就茶饭不思，我多么盼望我有那么一个光彩照人的舅舅啊！
我另外一个舅舅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城里。于是我落下了“牛逼大王”的绰号。后来又有了很多绰号，比如“电视队长”。
自我家买了黑白电视机，14寸，虹美牌的，我下了学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什么都看，直到看到花花的一片，没台了。那时候电视没有广告，还记得那个录音机的广告吗？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只要电视有信号，都看。
八十年代开始那几年，电视机很少见，一个生产队有一台就不错了，而且电是限量供应的，我们那经常拉闸限电，一停电就是个把月。在那个年代，晚上熄了煤油灯，大人们除了创造人类什么也不干，所以我们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后来没几年国家搞计划生育，不让生了，于是大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精神介质，于是有人开始倒腾电视机、三洋（录音机）了。我们八十年代初的孩子比七十年代的孩子幸福，比九十年代的孩子懂事，因为我们有兄弟姐妹，也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
刚开始是《忍者神龟》、《变行金刚》，后来是《小飞侠》、《铁臂阿童木》，那时候每晚呆在同学家不愿回来，天黑了，就会有一群妈妈来领他们的孩子。等看到《机器猫》、《圣斗士星矢》时，我家终于有电视了，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了。
我7、8岁的时候，正是一个孩子长知识形成世界观的时候，在生产队一片脑袋比土地还荒芜的地方，在改革开放注定人类智商高度跳跃发展的年代，我们家的存货有限的电视机把我从贫瘠的思想里解放了出来，让我看到外面花花绿绿的世界，让我下定决心抱着革命到底的意志投身到广阔的天地中，义无返顾。
